穿裙子為什麼不能當總統？吳音寧為什麼太年輕？從台灣政壇看厭女政治的4種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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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性別平等的發展上，近年來似乎有不少改善，不論是在法律上，或是在社會經濟地位，女性地位相較於過去確實有所提升。但是在相對進步的同時，也面對更多反挫的聲音。
底下，我將試圖指認出在性別的前進與反挫中，台灣女性從政者在內化雙重束縛與標準下，所形成的幾種不同樣態。這些樣態是概念類型的建構，同時以代表性的女性政治人物作為佐證。這些性別形象，可能是政治人物無意識或是有意識的選擇，也可能是媒體框架的結果，不論如何，我所關注的都是在雙重束縛下的女性政治人物，所面臨的「沒有選擇的選擇」的形象。
當然，每個女性政治人物的個案都是完整的個體，有多重不同的面向，以下只引用概念化相關的部分來論證，限於篇幅無法對各個個案進行深入陳述。這些類型將呈顯出女性有時被期待去性化、有時又是高度被性化、有時被少女化、有時又強調其老女人化，呈現性別、性、與年齡歧視多重交織的樣貌。
去女性化：穿裙子的不能領導國家
「台灣的女性越來越能憑藉著專業條件開創政治空間，可以『做自己』，而不用做父系的代言人，這代表兩性平權的理想已生根發芽。我自己對在競選期間凸顯『女性』身分，是有所保留的，但我明白，凸顯出來有聚焦與前瞻效果，只是在選票上不見得有增加，因為社會對女性從政的觀感有正有負，剛好兩相抵銷……」
這是蔡英文在2012年總統敗選之後黨主席交接，接受《台灣光華雜誌》關於女性領導力的專訪段落。時隔4年之後，蔡英文成為台灣政治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真的代表了女性政治人物出頭天？女性已經可以憑藉專業條件開創政治空間，可以「做自己」，而不用做父系代理人？
就女性從政角度來說，蔡英文在2016年的勝選，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作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她以專業女性而非政治家庭的背景脫穎而出，在亞洲女性政治人物之中是獨特而例外的；在選舉時她打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的口號，鼓勵未來女孩以選總統為志願所帶出的角色模範，確實對女性從政有象徵意義。
就女性從政的類型而論，蔡英文可以算是屬於安全牌。中性化的裝扮與特質、冷靜專業的形象、理性與感性兼具、溫和且堅定的演說風格，可以說是在女性從政者的雙重束縛中，找到平衡與棲身定位的代表案例。當然，這是她原本的個人風格，並非進入政治圈後的刻意計算。無論如何，從結果論來說，也可能顯示這是最被公眾認可接受的女性政治人物類型，畢竟她是首位選上總統的女性。
不過即使是性別安全牌，她仍受到諸多和性別相關的攻訐。由於蔡英文很晚才加入民進黨，在2008年參選民進黨黨主席時，即面對了辜寬敏的質疑「能否將民進黨的未來交給一位沒有結婚的小姐？」而她在2012第一次參選總統時，辜又對媒體公開說「穿裙子的不適合當三軍統帥」。有趣的是從政以來，媒體經常詢問她為何從未穿裙裝，老先生卻喜歡以「穿裙子」來指稱蔡，顯然穿裙子是一種專屬女性特質的指稱，對蔡的懷疑，純粹是來自於對其性別身分的否定。
此外，單身也是她經常被質疑的性別身分，除了施明德曾質疑其性傾向，在2016年參選時，新黨郁慕明曾公開指稱，蔡英文單身沒有牽絆，沒有顧忌，做事會比較絕情危險；親民黨的文宣更質問「單身女子，怎會了解一個家庭的需要？」等，單身無母性的說法不時會以各種隱晦或直接的方式被挑起。
蔡英文當然也意識到女性在公共領域遭遇的阻力，上任後她公開演說指出「台灣不會因為有女總統，就沒有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任職滿兩年的蔡英文在接受法新社訪問時，提到「某方面來說，台灣社會非常傳統。人們認為女性比較柔弱、抗壓力較差，也經常懷疑女性的領導能力是否不如男性」。雖然對傳統社會的主流偏見有所體悟，但對於必須討喜的政治人物（蔡英文的說法）而言，卻難免將社會偏見內化為對自我角色的約制。
這樣的認知使得她試圖淡化性別的因素，強調中性、專業化，甚至呈顯出「去女性化」的形象。她任用的內閣女性比例創新低，被婦女團體諷刺為「男性俱樂部」，似乎她必須比其他男性政治人物更加強調唯才是用，任用大量男性來稀釋其個人性別因素，卻也不自覺地落入主流社會對於女性性別與才能相互矛盾、難以並存的邏輯。對抗性別偏見也顯示在作為三軍統帥的蔡英文經常巡視軍事行動，並在臉書表示「穿裙子的，也能當好三軍統帥」等發言，然而在蔡爭取連任的路上，仍然遭到韓國瑜質疑她沒當過兵、否定女性擔任總統三軍統帥的適任性。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的考量，避免被懷疑柔弱無能，也不想以傳統男性權威模式來領導，蔡特別強調「理性溝通」的領導風格。然而，只要稍稍偏離所謂理性溝通的形象，媒體經常會以「震怒」來形容蔡英文生氣了。關於所謂的震怒，蔡英文曾在受訪時指出，那是媒體對她從過去在涉外談判採取外交官模式的間接迂迴溝通方式，轉換到總統職位時直接表達方式的誤解。更直白地說，她其實是在進行國家大政的指揮，也是權威行使過程，但媒體總是試圖去找出在她看似「感性與理性平衡」中所隱藏的「情緒」以及「失控」的可能。
對女性政治人物的研究指出，「生氣」或情緒表達對女性政治人物來說是危險的，既偏離女性溫和友善的想像，同時可能強化女性情緒化的想像，容易被懷疑不適合重責大任。從脈絡來看，媒體所謂蔡英文的「震怒」，僅是總統在對政府政策指導的正常權力運作，但是女性政治領袖只要不是溫和理性地下達指令，都很可能被解讀為「震怒」或「生氣」，將其權威非理性化，也否定其不同行使權威方式的正當性，只能以特定溫和理性的方式來溝通說服，否則可能偏離女總統的想像。
然而，在性別與領導的角色矛盾約制下，蔡英文所強調的中性、理性溝通風格，在危機時刻同樣是被懷疑的。民進黨在2018年底九合一大選大敗之後，隨之而來的是獨派大老公開逼退，要求蔡英文放棄爭取連任並交出行政權。回顧台灣自總統直選以來，歷來現任者在爭取連任時，都是直接登記黨提名，即使陳水扁爭取連任時情勢不利，也未見黨內挑戰。相較之下，過去在民進黨最低潮時期接下黨務、帶領民進黨重回執政的蔡英文，執政3年後的權威則是受到黨內初選挑戰。
由於這些不信任，使得蔡必須對中國議題展現更積極與強硬的立場，以辣台派╱妹的形象試圖重振聲勢。事實上，蔡英文對台灣主權與中國議題的主軸線並未有所改變，但對她領導的質疑也未有稍減。藍營責備她對中國過於強硬導致兩岸僵局拖垮經濟，綠營批評她讓台灣門戶洞開使中國勢力排闥而入（見獨派大老的公開信）。同樣的立場（蔡英文對中國態度），藍綠兩極化的評價（過硬與過軟），呼應著性別與權力兩種矛盾的想像（太硬不像好女人，太軟不像領導人）。這種雙重束縛也迫使蔡在面對黨內外夾擊時，必須在性別與領導的互斥想像中選邊站，展現更強硬的領導風格，繼續迎合多數對於領導者霸權式的男性想像。
超女性化：是妖姬還是從政者？
相對於中性而去性化的女性從政者，比較鮮明的對照則是所謂的「政治圈名女人」。中性化的女性政治人物希望隱去其性別特質，期盼人們透過其政治角色與專業表現來認識她；相反地，超女性化的政治人物則通常在媒體的報導中，以鮮明的女性特質蓋過她的政治身分。
這樣的女性從過去到現在並非少見，例如陳文茜、璩美鳳、李婉鈺等，很多人認識她們，但不見得記得她們的政治經歷。陳文茜曾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以及立委，璩美鳳曾任台北市議員，李婉鈺曾任新北市議員，但是在關於她們的報導中，她們的政治身分表現往往不如個人女性化特質被重視。
這些女性化特質，包含了外貌、言行、感情生活與男性的性關係。陳文茜的感情生活、建國妖姬、北港香爐事件與乳房社交說，璩美鳳的偷拍光碟，李婉鈺的情感風波，無不受到媒體焦點的關注。政治名女人會以女人的特質或身體被指認標誌，她們的政治身分僅是配角，而被聚焦的女性化特質，也並非符合傳統良家婦女的角色，而是被媒體放大了「性」與「身體」的面向。
陳文茜與璩美鳳都是政媒兩棲的政治人物，也反映出台灣發展中「政治娛樂化」的名女人現象。政治娛樂化（politianment）是在多媒體行銷時代，政治圈和娛樂圈高度融合，界線難以區分的現象，政治人物必須要成為「名人」，透過非傳統媒體來接觸到民眾，而動員群眾的情緒也遠比實質政策主張更重要。在「名人政治」風潮下，政治競爭越來越像市場上商品的競爭，政治人物要成為成功的商品，必須能兼具普羅化（popularization）與個人化（personalization）兩個元素，才能受到媒體的歡迎。而普羅化與個人化的捷徑，就是將個人的私生活暴露在媒體之下，這也是最快的政治宣傳方法。這些個人的私生活，包括家庭關係、居家生活、個人興趣偏好、生命故事與生活風格等，都是很重要的元素。
這種「名人化」對女性政治人物利弊互見。一方面，傳統女性被視為擅長溝通，比較感性、容易流露出個人情感，因此個人化的人性化效果賦予其公眾形象真實感。同時，普羅化也能拉近和群眾的距離，突破傳統政治權威的疏離感，展現權力柔化甚至母性化的形象。但是另一方面，非傳統主流的女性、沒有小孩的單身女性，其私人生活的暴露，則可能引發媒體對她們過於關注工作個人生涯、忽略女性家庭育兒角色等負面評價。即使是有小孩的專業女性，私人生活的曝光也可能不斷提醒人們女性在公私領域角色的矛盾與衝突，女性在政治場域的表現，是以私領域的失職為代價。
名人政治不僅可能暴露女性政治人物在傳統私領域的不足，使得女性政治人物和多數女性被區隔在不同的世界，范族南（Van Zoonen）更指出，當代政治娛樂化下的名女人經常將女性政治人物限制在「超女性化」（hyperfeminity）的概念中，而不容易轉入政治領域。消費主義與現代風潮下，女性政治人物經常被當作是明星甚至是模特兒對待，聚焦在她外表髮型衣著的吸引力，強調時尚、性感、華麗、消費等。強化女性政治人物「超女性化」特質，使得這類超女性化的女性既是女性主流世界的例外，也屬於政治圈的少數、他者。
這種過度關注女性的裝扮外貌的現象，將女性從政過程「瑣碎化」（trivialization），用各種八卦傳聞否定其價值，用傳統性的框架將女性物化，對女性政治人物其實已構成另類的象徵性性別歧視。前述舉例的台灣政壇名女人，相關報導往往橫跨在不同版面（頭版、政治、娛樂、綜合）以及不同類型的報導（政論型與生活八卦雜誌），個人的感情與外表不斷地被報導，其實也經歷類似「超女性化」與「被瑣碎化」、甚至是「娛樂化」的過程。
或許有人說，這些女性政治人物也因此享有更高的知名度與宣傳效果。然而重點不在於這些個體是否有意或願意如此，更值得關注的是，當代政治娛樂化已經逐漸成為趨勢，其對女性政治人物可能產生的強迫性影響，偏好「超女性」的重口味，將女性特質與政治領袖的距離拉大，公╱私的矛盾緊張關係也更形擴大。或許以政治明星的角度來衡量，政治名女人符合了媒體框架的超女性化需求，可以吸引更多的關注，但是代價經常是，她們既不被認為是傳統的好女人，也不是被認真對待評價的政治人物。
少女化：既不年輕、又不可靠的雙重否定
2018年底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開打之前，前北農總經理吳音寧意外地成為焦點。從春節休市、洋酒、欠缺專業看不懂財報、不擅長備詢、拒絕至議會備詢，一路以來對於她是否適格適任的質疑從未中斷。
關於北農組織及其總經理角色的特殊性，相關討論很多（任命方式╱決策責任歸屬╱平穩菜價能力），暫且不論，但確定的是，這是個高度政治性組織的政治任命，所涉及的絕對是重要的權力位置與利益分配問題。吳音寧被當成政治提款機或所謂政治稻草人，成為多方勢力（農委會、北市府、農會張派）夾殺以及政治攻擊的工具。在這些討論中，和性別直接相關的討論有限，但是所有對於她的批評所採用的負面標籤，其實是高度性別化的。無疑地，性別還是最便捷的攻擊利器。
畢慕瑜指出媒體使用「神隱少女」、「靠爸」以及「小白兔誤闖叢林」等修辭，將吳音寧幼體化。舉凡類似的「政治素人」或「太嫩了」等修辭，其主要的目的與效果，是將吳塑造成欠缺自信專業、無獨立自主能力、不成熟且欠缺判斷力，不適合進入公領域的少女。新聞與政論節目直接下標「年薪250萬的北農高級實習生」，更是瞬間把貶低其年齡資歷的目的──質疑其待遇地位，顯露無遺，將重要的任命職位瞬間指為非正式員工實習生，質疑她太年輕，是否夠資格領取這麼高的年薪？讓吳音寧必須在受訪時說「也許因為我看起來比較年輕，但是事實上，我已經40幾歲的人了。」
吳音寧的現象，正是典型的雙重束縛。在主流對女性的期待中，「少女化」或凍齡經常用來誇獎女性保養有方，幾乎是可以拿來在廣告中稱讚女性的說法，所以媒體用這些修辭時，一般多數不會感受到性別歧視的問題。然而矛盾之處正是在於，女性被期待凍齡不會老，但是凍齡的女性在公領域又被認為太嫩了，不需要被認真對待。女性從政者原本就是相對少數，經常被期待要有多於男性的政治經歷，才能看起來和男性相當，而資歷積累往往和年齡成熟同步。女性面對要滿足主流社會對女性外貌年輕化的壓力，同時要有相較男性更成熟的政治資歷，這種矛盾標準，永遠只能選擇其一。但是將不是少女的人少女化的同時，其實是將之同時否定為既不年輕也不可靠。
為吳音寧辯護的人，經常必須證明她農運作家與農業鄉主秘的資歷，用以說明沒有不適任的問題，因為對她的質疑很多都是她過於年輕、資歷不夠。當然，這不是說年輕男性不會有這樣的困擾，陳水扁時代拔擢羅文嘉、馬永成，被質疑是童子軍治國，他們出任台北市政府重要職務時大約20多歲，相對吳音寧他們確實是非常年輕，而不是被年輕化。早期年輕人從政不論男女，可能都會被懷疑其資歷條件，隨著越來越多年輕的男性總理、總統出現，政治上年輕男性不再是個問題，有時還是個潮流。然而，不是少女的女性被「少女化」，而且成為主要的攻擊點，則有多重更複雜的意義。
琳恩．泰瑞歐（Lynne Tirrell）在討論語言的論述性功能時指出，稱呼一個成熟的女性為女孩（girl），等於安排了特定角色功能，否認了她的成人地位，並合理化男性的家父長式對待）。 稱呼熟女為少女，不但合理化付她較少薪資、不信任她作重大決定等，同時更否認其自主性與判斷行為能力。一旦將之賦予弱小地位，相對的次等對待隨之而來。泰瑞歐更直接點明「輕蔑性的言論，有行動生產與階層強化的效果」。一旦吳音寧被少女化之後，「她憑什麼？」「我是不好意思說她懂什麼東西」等傲慢的家父長語言，都可以直接加諸於一位北農總經理。
媒體普遍將政治╱北農類比為「江湖」，既是引自吳音寧的書名《江湖在哪裡？》，又正好被用來對比出「少女」的手足無措，也間接地肯定江湖還是屬於「硬漢」的地盤。同樣是北農前總經理的韓國瑜，上任時連蔬菜都不認識，有農會派系的支持，政治老手擅長質詢應對與利益分配，表現像個「硬漢」，則從沒被質疑過其專業適任與薪資待遇等問題，所謂的專業成為由各種政治勢力支持所定義的標準。把專業政治化，再把政治江湖化，不論是以保護純潔的少女或是少女無法駕馭江湖為由，都合理化了對「被少女化的成年女性」的輕蔑與排除。
老女人化：年齡與性別的雙重歧視
如果說女性少女化在政治上容易被歧視，年老女性擁有豐富的資歷，是否可以免除性別在政治上的不利？前副總統呂秀蓮，除了是台灣戰後第一代婦女運動先驅者，更曾經是和柴契爾夫人相似，穿著女性化套裝，表現堅強果斷，努力平衡性別角色與政治領袖角色的女性政治人物代表。2018年的地方首長選舉時，她在民進黨初選中積極參與台北市長的選舉。呂曾任立委、縣長、副總統，再回來選市長，但沒有通過黨內提名，最後公開揮別民進黨。
作家李昂也公開對呂秀蓮的現象抱不平。她提到先前有些對呂「不敬」的說法，諷刺她的年齡，卻又擔心被貼上歧視標籤，就以「祖母綠」作為代號，但這不代表沒有歧視。李昂在文章中指出：「牝雞司晨，中國文化已經罵了好幾千年。現在是：牝雞司晨如果是老雞，更是絕不可忍，罪加一等！──說老人弱勢，我更要說老女人皆弱勢，連強勢如呂秀蓮，也如此被消費。」這篇文章結語的末段則說：「老女人如果想要權位（用來實現自己的理念，怎麼說都可以），那麼，就不能夠下來，因為一下來要再重新開始爭取，老女人三個字一定如影相隨，而且，至今好像還沒有如此再成功的例子。」
在主流的性別文化中，年老對女性而言，向來就被視為是個負債。但是對男性政治人物而言，則可能代表資歷，也可能是個資產。年紀只比呂秀蓮小3歲的蘇貞昌當過立委、縣長、行政院長，再次參選新北市長，選舉時打老縣長牌，過去豐富的資歷可以拿來挑戰競選對手。蘇貞昌對外宣傳，也常強調他擔任縣長時減少多少負債與財政赤字，過去歷練是現在履歷的資產，雖然最終未能勝選，但是顯然並未因其豐富從政經歷而扣分，敗選後回鍋擔任行政院長似乎也相當順理成章。但是在女性政治人物身上，際遇則完全不同。
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強調資歷，但資歷往往是男性的基本預設（沒有也被假設為有），當女性花了很多力氣去證明自己和男性擁有足夠資歷時，往往只是忙著回應不存在男性政治人物身上的問題。希拉蕊在2008年民主黨黨內初選的選戰策略，為了強調她像男性政治人物一樣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可以勝任總統，在廣告中強調她有經驗與決斷力可以面對危機，事實上，她的對手歐巴馬才是真正的政壇新鮮人。但年輕和經歷有限似乎不會對男性政治人物構成困擾，在民心思變的政治潮流中，歐巴馬標榜「改變」反而獲得了支持。而女性為了證明自己有足夠的政治資歷的結果，反而可能被視為過時。
呂秀蓮在參選北市長過程發出高分貝的批判，但是多數時候其聲音並沒有被聽見。在工作職場上，凱瑟琳．伊金（Catherine Itzin）與克里斯多福．菲利普森（Christopher Phillipson）稱年長女性所遇到的年齡歧視為「雙重危險」（double jeopardy）。性別與年齡兩種歧視會產生交織性的歧視。「女性永遠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年齡」。年齡對女性進入公領域是多重的障礙，在政治上更是變本加厲。年齡歧視通常是指稱對年長者的歧視，對女性則是雙向的歧視。年輕女性容易被性化在人際關係受歡迎，但是在工作上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既是女性又年輕的雙重不被信任、是否具備自主決策能力的懷疑、差別化待遇低薪等問題。年長的女性，則是不論在主流的性別框架，或是在工作資歷積累與權威的行使上，恆常陷於雙重危險的處境。
上述這些不同的類型， 呈顯出女性的價值既被高度性化與年輕化，但是政治中的女性則面臨去性化與年輕╱老練的矛盾過程。女性政治人物最好去性別化，超女性化不似政治人物，受歡迎的女性通常是年輕貌美，而年長女性往往是被忽視或是被嘲弄的對象。簡言之，去╱超性化與年齡歧視兩者都共同試圖控制女性的身體，兩者都是以男性作為標準，性別、性與年齡交織出一套套女性政治角色形貌。
（摘自《這是愛女，也是厭女──
